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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新论
作者:关俊  发布时间:2013-05-22 17:19:16 打印 字号: | |

         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新论

论文提要:建立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对保护失足少年的身心发展以及他们的复社会化具有现实的意义。本文先从各地的司法实践所遭遇的问题出发,提出了实践中存在制度主体、消灭范围、考察时间、裁判机关等几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也使前科消灭实践存在合法性的质疑。对此,文章具体分析了当前前科消灭实践存在问题的根源,指出目前我国实践中存在与相关法律、社会观念冲突,实践中缺乏相应法律支持和配套制度的衔接问题。本文重点探讨了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借鉴西方先进的前科消灭立法例之经验,对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基本条件、法律程序和法律后果几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若干见解。其中主张只有在犯罪时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因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等以外的犯罪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人,才能根据其所受刑罚考察一定期限后可以申请前科消灭。笔者认为,前科消灭的裁判机关只能是人民法院。文中对申请人和立案、审理的过程作了较为详细的研讨。消灭前科后的未成年人应享有正常人的生活,他们在民事、行政领域上的权利应当得以恢复。

 

“我们的精神往往能够抵御暴力和极端的但短暂的痛苦,却经受不住时间的消磨,忍耐不住缠绵的烦恼”

——﹝意﹞贝卡利亚

 引     言

20岁的小杰去年从某市技校毕业,因各项成绩优异,毕业时经学校推荐,到一家大型企业见习,见习期间,小杰表现出色,可企业在准备正式录用时发现,小杰档案材料里有犯罪前科记录。小杰最终没有被该企业录用,前科记录成了他找工作的拦路石。1)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未成年人刑事犯罪问题十分突出,不断有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见诸媒体,如安徽合肥市少女毁容案。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2011年1月-10月,全国法院判决生效未成年被告人达到51814人。2)但我们要认识到未成年犯罪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犯罪,未成年由于其自控能力差、对是非善恶辨别能力差,他们的犯罪往往呈现出冲动、盲从、暴力等特性,诚如克罗伊策尔所言“儿童与青少年固有的犯罪行为的动机常常可以在游戏、胡闹、冒险、体育活动、自我发泄、恶作剧、捣蛋中找到。”3)我国刑法规定的前科制度,往往在为这些未成年人粘上“标签”,将未成年人“锁”在永远是犯罪人的历史阴影中,将他们从此隔离在正常人之外。中国青年报2000年6月7日刊登的《我不想再犯罪》讲述了一个失足少年韩小滨遭遇就业歧视的故事,他所感受到的恐惧、无助和迷茫,深刻的反映出严厉的前科制度在未成年人犯罪群体中是那么的不合理!也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我国各地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实践。

一、 问题的提出:各地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实践合法吗?

如果用风起云涌来形容我国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那么也可以用混乱不一来形容它,每个地方都在自己的小舞台唱着自己的独角戏。

[做法一]:2003年年底,石家庄长安区法院出台了《关于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办法试行方案》,其中规定对犯罪时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被判处管制、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4)

[做法二]:2009年,彭州法院联合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共同出台《关于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实施办法》,规定受到公安机关治安处罚、检察机关不起诉和人民法院有罪判决的未成年人……(5)

[做法三]:2009年3月,山东省乐陵市法院联合11个机关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建立失足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实施意见》,其中规定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在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单处罚金、免除刑罚的……(6

分析各地做法不一的实践我们不禁看到混乱不一的实践使我国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产生多种问题。

问题一:前科消灭制定主体的混乱。石家庄长安区的前科消灭实践是由该区的法院作为制度主体,而其他两地都是以政法机关或相关机关联合作为制定主体。并且实践中我国也有以检察机关为制度主体的,7)反映出各地在实践中对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主体各有认识,制度的主体的混乱不禁让人对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产生怀疑感,对消灭前科的决定感到不信任。

问题二:前科消灭刑罚范围的混乱。彭州要求的是未成年的轻微刑事犯罪,乐陵只是将累犯、严重暴力犯罪的首要分子、主犯等主观恶性程度较深的犯罪排除在外,石家庄的做法更是仅仅将累犯排除在外。三个地方三种不同的规定,如何界定彭州的轻微刑事犯罪?如何看待石家庄仅将累犯排除在外?混乱的前科消灭刑罚范围让谁放心?

问题三:前科消灭考察时间的混乱。相比刑罚范围的混乱,考察时间上更是出现各自为阵的现象。石家庄规定的考察期为1至3年,彭州只是规定消灭前科因在刑罚期满一年内申请,乐陵规定根据犯罪的轻重设置不同的考察时间。但实践中可能会出现犯同样罪被判处同样的刑罚的未成年人,彭州已经消灭了前科,而乐陵的未成年人仍在苦苦的等待考察期满!

问题四:前科消灭裁判机关的混乱。彭州规定的法院、检察院、公安局。乐陵则成立 “前科消灭制度”工作小组负责未成年人的前科消灭。石家庄则由政法委牵头,成立由公、检、法三部门专职人员组成的前科专门评审委员会。如果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我国前科消灭的裁判机关那就是五花八门!

众所周知,200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在其中“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指出:要配合有关部门有条件地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明确其条件、期限、程序和法律后果。实践中的大部分法院也正是在《三五改革纲要》出台后开始各地的前科消灭制度的实践。其中明确表示人民法院配合有关部门建立消灭制度,法院应起到的是牵头作用而非像长安区法院那样独一作用。法院的职能是审判职能而非立法职能,长安区法院的规定已经远远超越了一个基层法院的权限。另外各地的做法都表现出缺乏详细的评价标准和监督机制,将有可能因徇私枉法、法外施恩而造成严重的危害,与制度的构建初衷大相径庭。使社会对该制度产生不信任感甚至排斥感,这都不利将来各地的实践上升到国家立法的层次。

二、原因的分析:对当前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实践的反思

前科消灭制度作为一项激励具有前科的未成年人的措施,鼓励他们能够以良好的表现,认真悔过的态度,争取早日撤销前科,较好的回归社会。但是从目前各地的实践也可发现,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涉及到立法、司法、观念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诸多因素,实践中的各地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产生了不错的效果,但我们也要清楚的认识到各地实践存在的问题,只有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才能真正的为我国构建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提供借鉴。

(一)与现行法律冲突

我们的立法者在人为的用一道道“围墙”树立在失足少年的回归之路上,将他们本就狭窄的再社会化之路蒙上一层又一层的阴影。《公务员法》、《法官法》、《检察官法》、《警察法》均规定“曾因犯罪受到过刑事处罚的”不得担任公务员、法官等,《教师法》亦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不得取得教师资格,已经取得的,丧失教师资格”。实践中各地那些已然消灭前科的未成年人能否从事上述职业?同时我国《人事档案管理办法》第9条规定:“员工考核结果及奖励、惩罚决定存入人事档案。”可以推断,一个人的刑事犯罪记录属于必须归档的重要人事资料,如果擅自取舍档案资料,就不可能真实反映一个人的真实面貌,同时也为法外施恩大开方便之门,造成的危害可能是难以估量的。8)

(二)与传统社会观念冲突

传统的社会观念是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实践中的最大挑战,社会公众对于犯罪人有着天然的排斥与歧视。正如戈尔曼在《污记》一书中所言:“在我们的头脑中,他从一个正常而完美的人降到一个有污点而不可信赖的人”另眼相看,歧视甚至谴责,进而把他打入另册。贝克尔将他们形象的称之为“局外人”。9)对于他们应“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隶之,使天下皆出于法,合于善也”10),主张动用重法严刑加以约束或管教,对其恤刑慎狱都难,更遑论设立前科消灭制度。“罪有应得”似乎是大众对犯罪人保留前科的天然评价。赵国玲教授的实证调查数据表明,公众对于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保持高度的警惕性,甚至法官和律师等专业人员也对这一问题持有谨慎的态度。在对公众的一项调查中,“当被问及应当在未成年司法实践中加以推广的制度措施时,尽管我们对各项制度包括前科消灭制度都作了清楚的说明,在323人当中,仍仅有110人选择了前科消灭制度,占被调查人数的34.06%。”11)2009年9月南方都市报在搜狐网站上对“失足者”专题调查中,有61.98%的刑释人员没有找到工作,44.75%的刑释人员表示其在就业时面临的最大困难时社会大众的歧视。12)

(三)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持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要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发挥现实的功效,必定离不开相应的法律支持。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8条规定,“依法免予刑事处罚,判处非监管刑罚、判处刑罚宣告缓刑、假释或刑罚执行完毕的未成年人,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任何人不得歧视。”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4条也有相应的规定,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从应然的角度来讲,前科的存在对未成年犯罪人至少在民事、行政法律后果上不存在影响。13)但实际上却不然,纵观世界实施了前科消灭制度的国家,多有相应的法律给予实体和程序上的双重保障,如德国《少年法院法》、日本《少年法》。

(四)缺乏配套的制度支撑

实践中的各地法院在未成年人前科消灭上出现困难,很大程度上是存在与多项配套制度的衔接上:一是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施行,实践了八年的社区矫正制度正式上升到法律层次,实践越来越多的未成年犯的得到社区矫正,也有更多关心未成年人健康发展的社会人士加入对其帮教的行列,实践中如何把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社区帮教、前科消灭制度衔接好使得三者相得益彰,发挥整体联动的合力;14)二是根据我国户籍管理以及人事档案的相关法律,是否受过刑事处罚是必须记载的项目,实践中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冲击着我国传统的户籍制度和人事档案制度,消灭的前科如何与人事档案制度衔接好,仍需我们探索;三是已消灭前科的未成年人在回归社会的过程中仍然会碰到一些恶意宣扬、散布其以前的犯罪记录、在就业、生活中对其歧视的人或事,我们该如何保障其应有的权力?我们可否允许他们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三、理性的构建:构建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

前科消灭的存在基础是报应主义刑法观和功利主义刑法观,强调通过法律上的报应和道义上的谴责,亦即身体惩罚和身份区分以实现对犯罪人的改造功能。15)但随着刑事复权理论的传播,前科消灭制度已经成为各国普遍重视的罪刑效果事后消灭制度。如同贝卡利亚所言:“要想预防犯罪,应让光明伴随自由”。16)前科消灭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抗,使未成年犯罪人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感受到社会的温暖,更好地融入社会。

(一)前科消灭制度基本条件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不仅可以防止犯罪少年被释放后受到歧视、破罐子破摔,而且有利于他们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从制度到实践,各地做法已有模有样。笔者认为,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和地方实践,从以下四方面入手完善我国未成年前科消灭制度架构,规范前科消灭基本条件。

1.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对象要件,指犯罪时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所谓的犯罪时是指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年龄。只有符合此对象要件的未成年犯在刑罚执行完毕后才可申请消灭前科。

2.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一般要件,指前科消灭的犯罪类型和判处刑罚轻重的范围。实践中各地的条件各不相同,笔者认为我国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实践所消灭的刑罚幅度应为法律意义上的轻罪。前科消灭的刑罚幅度应限定为因犯罪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的情形(包括缓刑、管制、拘役、单处附加刑)或被定罪免处的情形。将五年有期徒刑作为轻、重罪的分界线是考虑到我国整个刑罚设置偏高偏重的现状,将应处五年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等犯罪界定为轻罪。(17)同时鉴于前科应当消灭,但不应当全部消灭,一些社会危害性极大或情节极其恶劣的犯罪,若允许适用前科消灭制度,则影响刑法应有的威慑力,英国《前科消灭法》就规定“曾被处以终身监禁和超过30个月监禁的人,其前科不得消灭”。(18)笔者认为未成年犯罪人因犯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即使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也不适用前科消灭制度,如此才能保证刑法应有的震慑力。

3.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实质要件,指相关未成年人已达到彻底悔改。在实践中各地都要求未成年犯罪人无再违法或犯罪的记录。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德国《少年法院法》第97条规定:“少年法官确信,被判刑少年的行为无可挑剔,证实已具备正派品行时…宣布消除前科记录。19),将我国的前科消灭的实质要件规定为:被宣告有罪的未成年犯用无可指责的行为证明自己是一个遵纪守法,品行正派且不再危害社会的人。当然这样的规定过于抽象,有学者就表示这样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缺乏明确的认定和评价标准。笔者认为考虑到未成年犯已经受到了来自国家、社会对其的否定性评价,在对其前科消灭时应充分的对其行为进行宽容,体现刑法的谦抑性和宽容性。即如果该未成年人刑罚执行完毕后或者赦免以后在考验期内未发生任何违反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行为,我们就可以认为他已经是一个品行正派且不致危害社会的人。

4.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形式要件,指前科消灭的时间范围。瑞士等国针对各自的国情给未成年人前科消灭都设置了一个合理的时间,瑞士《刑法》第99条规定:“判决生效后经过5年,……经过10年,犯罪登记人员依法注销犯罪记录。如果申请人的行为表现良好,…申请人在结束教育处分时已满20周岁的,审判机关可将注销期予以缩短。”20)《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86条第3款:“在下列情况下前科消灭:1.被判处缓刑的考验期满;……3.因轻罪或中等严重犯罪被判处剥夺自由的人,服刑期满后3年。”“如被判刑的人在服刑期满后表现良好,则法院可以根据他本人的申请在消灭前科的期限届满之前撤销前科。”21)我国的实践做法都明确的给未成年人的前科消灭设置了一个时间考察范围,只是存在标准不一的问题。我们也认同对受到不同刑罚的未成年犯设置不同的前科消灭的时间范围,这样既充分考虑到该未成年犯在犯罪时的社会危害性也有利于对其进行教育、改造。笔者认为参照我国台湾地区《少年事件处理法》少年犯在刑执行完毕或赦免后经过5年(22)的规定,笔者认为可以将我国的前科消灭的时间范围确定为:一、对被定罪免处的在作出有罪宣告后过6个月;二、对被判处管制、拘役、缓刑及单处附加刑的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考验期届满后过1年;三、对被判处3年以下实刑的在刑罚执行完毕后过3年;四、对被判处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在刑罚执行完毕后过5年可以申请消灭前科。如果未成年人按照法律的规定被提前免于服刑或者未服刑的,刑期自免于主刑和附加刑之日时计算。当然如果未成年人有特别突出的表现如阻止他人重大的犯罪行为、在日常生活中舍己救人、有发明创造重大技术革新等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可以根据申请在消灭前科的期限届满之前提前消灭该前科。(23)但实际期限不能少于原期限的二分之一。

(二)前科消灭制度基本程序

世界上在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程序上存在着自然消灭24)和申请消灭二种不同的模式,笔者认为我国构建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时宜采取申请消灭的方式,即通过申请人提出申请,在由人民法院综合相关情况作出是否撤销前科的裁定,这样既保障了裁判的公平、公正性,同时可避免消灭过程中的随意性。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770条就规定:“对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作出的裁判决定,……经宣告撤销犯罪记录登记卡时,……与此裁判相关的犯罪记录卡应销毁。”25)

1.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权利告知。人民法院在对符合前科消灭的未成年人作出有罪判决或者定罪免处后,应当在宣判的同时告知涉案的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和委托代理人拥有申请前科消灭的权利。在对该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和委托代理人送达刑事判决书的同时应当同时送达《未成年人申请前科消灭告知书》,使该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及时知悉拥有该权利。

2.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具体程序。(1)申请。为了更大程度上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实践中各地都将申请的主体扩大化。笔者对此也持赞同的观点,未成年前科消灭的申请可以由未成年犯罪人、检察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可依职权主动进行,如果该犯罪人申请时仍是未成年,出于保障未成年人合法利益的需要,也可以由其监护人和法定代理人代为申请。申请应当以书面申请为原则,申请书应载明拟申请消灭前科的基本情况、申请消灭的事实和理由以及前后的思想认识,并应附有相关证据如在考察期间未受到任何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制裁的证明。(2)受理。笔者认为,由于原审人民法院对该未成年人的基本情况了解较多,为便于受理和审查,前科消灭申请受理机关以作出原审裁判的法院为宜。但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我国法院的级别管辖制度,这里的原审法院应为对行为人作出判决的一审人民法院,另根据回避原则,曾参与对该未成年帮教、矫正的相关审判人员应不得再次受理或审理该未成年人的前科消灭。(3)调查、听证。人民法院在受理后应当自行组成调查人员赴该未成年人生活、工作的地点进行相关调查并形成调查报告,在形成调查报告后,人民法院应当召集申请人、其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调查人、监督机构人员对调查报告进行听证。(4)裁判。人民法院以裁定的形式对未成年犯的前科消灭作出裁判,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应当给其提供救济的权利允许其在五日内向上级人民法院申请上诉。人民法院作出不予撤销前科的裁定因在裁定书中说明理由,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前科消灭案件的期限应以1个月为宜。(5)监督。人民法院作出的是否撤销前科的裁定应当报检察机关备案,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受理、调查、审理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情况依职权进行监督,有权对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抗诉。(6)送达。人民法院如果作出撤销前科的裁定,应当将裁定书在三日内送达给申请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委托代理人、公安机关、申请人所在的社区街道、申请人所在学校或工作单位等。

(三)前科消灭制度法律后果

德国《中央犯罪登记薄和教育登记薄法》第51条第1款规定,前科消灭后“不得再在法律事务中用于指责当事人和作不利于当事人的利用”。26)从国外的前科消灭情况来看,实际上将犯罪记录从犯罪记录登记簿上“注销”,而犯罪登记簿只是犯罪记录检索的工具,注销意味着从此查找不到犯罪人的前科记录。27)只是在法律意义上视他们没有犯过罪,在法律地位上与正常人平等。这里的消灭“只能是一种法律上的注销或限制使用,绝不是要毁灭档案。”28)

笔者认为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效力应及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有关前科的档案材料其个人或其他单位人事档案及记录均不得显示其污点的存在,未成年犯的教育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建立特殊学校如江西启明学校,对前科消灭的未成年犯罪人可以让其在档案中填写在校学习。该前科档案材料只能保存在司法机关,其人事、档案等相关材料不作记载且该前科应不能再在法律事务上用于不利于该未成年犯的情形。其次,免除前科报告义务,本人有拒绝向任何机关、部门报告其犯有前科的权利。最后,民事、行政领域上的复权。在入学、就业中享有与普通公民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其进行歧视或给予其不公正的待遇。

结   语

当然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还需我们做好与社区矫正、帮教等相关制度衔接,改革我国的人事档案、户籍管理制度,还需在他们遭受歧视或名誉受损时用法律来保护他们,营造宽松、包容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但如果说失足未成年是一只毛虫,那么前科记录就如包裹着他们的那厚厚的茧,他们在通过挣扎和不懈的努力想挣脱厚茧,但是只靠他们自身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罪犯的标签就像瘟疫一样使人们畏而远之,使他们很难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但他们还要在社会生存,而社会又很少有他们生存之地。如同文章开头所说到的小杰。因此,痛苦、不安、恐惧等不同的情绪不断地抽打着他们的精神。29)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如同在那茧上破开一丝裂缝,让他们看到希望。诚如我国学者所言,也许没有哪个民族会像中华民族那样,成人社会会对未成年人持有那么强烈的爱心,同时又怀有那么强烈的爱心,又怀有那么强烈的期待。30)我们在期待他们破茧成蝶,我们在期待他们再次的振翅高飞。



1) 参见龚滔绘:《持清白档案有助升学就业》,载http://www.520job.com/News/2011/201110124420.html,于2012年5月15日访问。

2) 参见刑世伟:《我国27年共判120万未成年犯,重新犯罪率未超过2%》,载http://legal.people.com.cn/GB/16489713.html,于2012年5月12日访问。

3) 参见蒋建峰:《议前科的限定与消灭》,载《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第80-83页。

4) 参见王宪:《石家庄首尝未成年人前科消灭:撕掉犯罪人标签》,载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31216/1046563015.shtml,于2012年5月18日访问。

(5)  参见郑钰飞:《四川彭州未成年人轻微犯罪可不写进档案》,载http://news.qq.com/a/20091215/000715.htm,于2012年7月5日访问。

(5)  参见郑钰飞:《四川彭州未成年人轻微犯罪可不写进档案》,载http://news.qq.com/a/20091215/000715.htm,于2012年7月5日访问。

7) 参见郭桂花:《未成年“污点”不进入档案》,载《厦门日报》2008年6月4日第4版。

8) 参见熊瑛:《构建未成年前科消灭制度应然与实然的冲突与平衡》,载《法治研究》2010年第10期,77—78页。

9) 参见赵秉志、廖万里:《论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应予消灭—一个社会学角度的分析》,载《法学论坛》2008年第1期,第7页。

10) 参见荀子:《荀子·性恶》。

11) 参见赵国玲、李强:《我国未成年前科消灭制度实证研究》,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0年第1期,第13页。

12) 需要说明的是其中的刑释人员包括未成年犯,但缺乏对未成年犯的详细数据,但笔者认为对刑释人员的调查能够反映大众对未成年犯的态度。以上数据来源于搜狐网站,载http://survey.it.sohu.com/manage/poll/poll.php2005-11-27,于2012年5月26日访问。

13) 同注(9)。

14) 参见赵秉志、彭新林:《确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难点与对策》,载《法制日报》2008年8月31日第12版。

15) 参见易益典:《冲突中的选择:关于未成年前科消灭制度的思考》,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1年第6期,第16页。

16) 参见﹝意﹞切萨雷·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页。

(17) 参见黄开城:《我国刑法轻罪与重罪问题研究》,载《现代法学》2006年第2期,第100页。

(18) 参见田圣斌:《刑事诉讼人权保障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

19) 参见孙云晓、张美英:《当代未成年人法律译丛(德国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207—208页。

20) 参见徐久生、庄敬华译:《瑞士联邦刑法典》,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36—37页。

21) 参见房清侠:《前科消灭制度研究》,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4期,第35-37页。

(22)  参见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45页。

(23) 参见刘凌梅:《关于建立未成年刑事污点消灭制度的思考》,载《少年犯罪问题研究》2003年第1期,第40页。

24)日本即是采用自然消灭的方式,日本《少年法》第60条“少年因犯罪被判刑的,刑期执行完毕或者免予执行的,在适用于人的资格法令上,将来视为未受过刑罚处分,少年时因犯罪被判刑而接受缓刑执行的,在缓刑执行期间,可视为刑期期满,适用前款的规定,在前款的情况下,所宣布的缓期执行被撤销,在适用于人的资格法令上,可视为被宣判刑罚者。”

25) 张利兆:《检察视野中的未成年人维权》,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48-49页。

26) 同注(19)。

27) 参见何梅:《国外前科消灭制度及档案处理办法简介》,载《北京档案》2004年第6期,第43页。

28) 同注(27)。

29)  同注(21)。

30) 参见姚建龙:《少年刑法与刑法变革》,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责任编辑:干法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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